恐慌之源

文｜王晨光

新型冠状病毒爆发以来，短短一个月时间，各种建立在“可能性”上的政府和机构决策一个接着一个，最终导致了全民恐慌的现实。汇集各地没有证据基础的“可能性”判断（至少至今还没有看到做出这些可能性判断的各方给出可靠证据），主要有以下几条，部分可能性判断已经变成了行动决策的依据：

1. 口罩可能防护病毒传播（要求全民几乎不分场合戴口罩）；

2. 病毒潜伏期可能长达14天（要求返乡返城居民全部居家隔离14天，不管有无患者亲密接触史）；

3. 病毒无症状或潜伏期传染（扩大隔离人群）；

4. 新型冠状病毒的消化道传染（粪口传播）；

5. 患者痊愈后还可能二次感染；

6. 包括多种药物（中药等）和医疗器械（人工肝等）在内的、作用机制不成立的治疗方案；

7. 哺乳动物如宠物猫狗可以传播新冠病毒；

8. 新冠病毒可以通过母婴传播或孕期由母体传给胎儿；

9. 新冠病毒可以通过气溶胶传播。

其中某院士一人独创6条，可谓本次恐慌乱局之第一“功臣”。

在疫情防控上，尽管我们要慎防各种可能性，但我们不能把决策建立在各种可能性上。“疫情凶险，人命关天，如果……”的逻辑不能被滥用，这种逻辑的恶果已经充分呈现，如果不及时做出调整，恶果将延续并成倍扩大。科学不是万能的，但即便对于还没有100%确定性答案的问题，也依然要依靠科学。

如果那些可能性都变成事实，当前的防控措施是不是就合理？未必。是否就能阻断疫情扩散？不能。以气溶胶传播为例，如果这点得到证实，戴普通口罩的防护措施将不再有用。科学解决不了所有问题，更不能防止下一次疫情出现，甚至在疫情刚出现时都没有针对性的治疗方案。但纵观历史，那些曾夺走无数人生命的疫情大流行，无论是对每年还在继续流行的流感，还是对那些已经灭绝或被有效控制的天花、麻疹、鼠疫，哪一种有效防控的决策不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或疫苗、或药物、或隔离等公共卫生措施，唯有科学才能解决疫情问题，唯有科学才能消除恐慌，这在医学科学界早已不再有任何争议。如果不以科学对待疫情，我们躲过了这次，能逃得过下次吗？

禽流感大流行的威胁直到最近才引起国际关注，许多人认为这对于防止灾难性的人命损失是必要的。然而，没有证据表明在现有的医疗手段下，禽流感将来会在人类群体间大规模蔓延；只有百年前落后的医疗条件，才会有1918年的全球流感大爆发。过度宣传禽流感病毒的威胁会误导公众，并削弱公众对未来真正爆发严重疫情时的应对支持。就新型冠状病毒而言，即使没有针对性的抗病毒药物或者疫苗，现代医学也并非无计可施，也能依靠支持性医疗手段挽救生命——我们的医学水平百年中有了长足发展，对疾病积累了更多科学认识，这就是1918年与现在之间的巨大差异。

恐慌的流行没有任何好处。此次疫情我们已经付出的代价之一是，对口罩使用的不当宣传导致民众恐慌性抢购口罩等防护用品，直接导致疫区医疗机构出现物资短缺。公众恐慌的另一个后果是，我们采用了代价高昂的第二线防护措施（封城、封路、追踪、设卡等），而这些措施原本应留给那些更大的流行病疫情。相反，我们忽略了可以防止疫情大流行的一线防护措施，那就是切断感染源的努力，包括对那些有疫苗的病原体（如流感病毒）做好人类的预防免疫接种，给家禽接种疫苗，禁止野生动物交易和市场上鲜活禽类的宰杀销售等措施。

恐慌已严重影响了我们的工作和生活。2月10日大规模返工潮前“国办”发了一系列“严禁”，严禁各地封路设卡等。是不再担心此次疫情传播？还是传播已被有效控制？如果不是这两者，之前是给与了肯定性指令还是默许了这些行为？一场本身并不十分严重的疫情在一波波造势中终于发展成了全民的防御性战争，谁之过？今天播种的那些错误的种子，撒下的恐惧，以及不正确的应对措施，都将伴随着疫情的巨大恐慌深深植入民众头脑中。如果将来真正凶险的疫情敲门时，我们是否还能组织起力量来正确而有序地应对？

疫情如此，其他需要依赖科学进行决策的问题也是如此，比如转基因，为了那些不确定甚至根本不存在的风险，我们已经付出了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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